文艺百家丨石鼓文千古之谜破译记：揭秘中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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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宁寿宫里，珍藏着十枚鼓形刻石，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文物的石鼓。石鼓文上的铭文，上承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金文，下启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的秦小篆。十枚石鼓铭

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宁寿宫里，珍藏着十枚鼓形刻石，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文物的石鼓。石鼓文上的铭文，上承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金文，下启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的秦小篆。十枚石鼓铭文还是十首四言古诗。

千百年来，关于石鼓制作的年代和石鼓诗的作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正是唐兰所说，在铭文本身上都找不出什么依据。由于刻石的年代久远，文字古高，加上缺泐较多，而辨者大都没有见过原拓本，这些都是造成误判的重要原因。

余十年面壁，潜心研究石鼓文，先有五十万字的学术专著《石鼓新响》由西安三秦出版社出版，分十五章详细叙述了石鼓文的破译经过，继有若干论文见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先秦诗鉴赏辞典》、中华书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三期）以及《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时至今日，余在报刊和网站上仍能看到有关石鼓文的考辨文章，年代之争尚在进行。这本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关爱，然而作为如此重要的国之瑰宝，人们不知定论，总是缺憾。余以为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笔者如何从石鼓铭文本身找出依据，破解石鼓文的千古之谜，并确定石鼓制作的绝对年代。

解开石鼓文年代的关键之一，首先要识别石鼓上的残文。正确识别残文，必须有好的原拓本。所幸余家藏日本昭和十四年大阪骎骎堂出版社的宋安国藏《石鼓文中权本》，印刷颇精，便于识辨。再者，余曾以冶印谋生，因此识辨残文要容易得多。如第四鼓吴人诗中一个残文，余将残缺的线条相连后，丰字立见。丰假为封，作祭祀解，文义立通。第六鼓霝雨诗，“吾来自命”的“命”字，由“天之口”三个字组成，当解为“天子命辞”。

石鼓上尚有几十个被考辨者称为奇字的铭文，千百年来识者不多。不能识别这些奇文，便不可能通读诗文，不能通读诗文就无法从铭文的本身找出依据。余能识别，得益于理清了古人造字的具象思维皆来自生活的这一基本规律。如第一鼓汧殹诗中“其游散散”的“散”字作“（走加散，其中散的左半边上下之间还有一个四字）”，由“四、走、散”三个字组成。这是人们下河捕鱼，水面上的小鱼四处逃散的会意字。

不识众多古高奇字，便不能通读石鼓诗，也就不能弄清石鼓文的内涵。内涵不弄清，为考证而考证，多成臆断，故众说纷纭，势所难免。历代辨者于铭文之中大量字书不见的奇字而不顾，仅凭铭文中有不少与秦小篆相合的字形，把石鼓的制作年代定在战国晚期，无疑是本末倒置。其实铭文中有一个字很能证明问题。第四鼓吴人诗中园囿的囿字，田园中从四木会意，作“（田字里面四个木）”；而春秋中叶的秦公簋已经变成形声字囿。足见石鼓上的文字比秦公簋要早得多。这对确定石鼓制作的年代应该是十分重要的证据。石鼓上的铭文确实有不少与秦篆相合，这正好证明石鼓文是秦小篆的母体。石鼓上的铭文明显继承了商周金文的传统，如从茻之字不计重文凡五见，春秋战国时的文字大都已省简从艸。王国维《史籀篇疏证》谓籀文上承石鼓文，这是十分精辟的识见。石鼓上如此多文字初创的会意字，不要说《说文》不见，就是籀文中也很少看到。石鼓年代之久远，这些奇字是最好的见证。

余补缀残文，识辨奇字后乃写定释文，石鼓十诗虽仍有缺文，但已能通读，发现其中九首都能从《史记·秦本纪》中找到相关的记载，唯有第六鼓霝雨诗，说的是洪水之患，《秦本纪》不见记述。是夜，读董仲舒《春秋繁露》，乃知：“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雠。奈何以春秋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春秋之记灾异也'”。《史记·秦本纪》：“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从诗中还可以看到，这场战争伤亡惨重。故文公不仅以洪水之患隐喻伐戎情事，句首《吾来自命》还留下了伏笔，意为伐戎非本愿，乃是遵周天子的命辞。由“天之口”组成的“命”字，既说明文公的睿智，也令吾辈叹为观止。十首诗内容通晓，结论只有一个，即石鼓文是东周初年秦文公由西垂宫以兵七百人东猎，初至汧渭之会到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其孙新立太子，遂邀集诸侯宴乐天子这一史事。这是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四年的一组分章连咏的叙事史诗，不仅是中国叙事史诗的重要源头之一，石鼓诗的出现，正是秦国逐鹿中原的先声，最终一统天下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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