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交叉中的说唱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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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纪德君，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民间说唱文艺无论在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不过，就说唱文艺研究的对

作者：纪德君，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民间说唱文艺无论在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不过，就说唱文艺研究的对象、内容与方法而言，目前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或不足之处。比如，当下说唱文艺的研究者，多局限于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评价民间说唱文艺，还比较缺乏跨学科开拓创新的自觉意识。

实际上，民间说唱文艺的价值远不限于文学。它本来是一种基于民间大众的生活、心理与想象，运用口语来说唱故事、塑造形象、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文艺样式，其内涵相当丰富。举凡民间社会的耕作负贩、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男欢女爱、礼仪教化、风俗民情、信仰崇祀、医卜巫术、民事诉讼、节庆游乐、方言俚语等，均在说唱文艺中有生动鲜活的艺术呈现。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从文学角度看问题，还需要一种自觉的跨学科研究意识，这样才能较好地阐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存在价值。

对说唱文艺进行跨学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足点不同，其研究的路径、方法等自然会有差异。常见的研究路径是，立足于说唱文艺，借鉴其他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地理学、音乐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来观照、阐释说唱文艺的生成与演变、演出与接受、内涵与价值等。

例如，唐五代的变文讲唱、宋代的说经、明清时期的宝卷，都是受宗教特别是佛教影响而产生的说唱艺术，如果不借鉴宗教学的知识与方法，不了解宗教艺术，不联系宗教在民间的传布，是无法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在这一方面，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将变文讲唱和华梵宗教艺术结合起来，就对变文的生成与衍变、变文与华梵音乐戏曲之关系、变文中的三教思想等做了较准确、具体的阐释。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也从宗教学的角度，把宝卷放到特定的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文化语境中，去研究宝卷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与民间宗教信仰及其教化娱乐之间的关系。

又如，民间说唱与民俗文化关系至为密切，诸如岁时节令、人生礼仪、教化娱乐等在很多说唱文艺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清代鼓词《封神榜》在说唱哪吒的故事中就穿插、敷衍了京城庙会盛况，鼓词《西游记》在说唱凤仙郡求雨时则穿插、敷衍了京城德胜门外黑寺、黄寺等喇嘛庙“打鬼”驱邪的风习；扬州评话《武松》讲武大郎过年，则渲染了扬州人的过年习俗；广州木鱼书《七夕赞花》也描绘了广府人的乞巧民俗……这样便赋予了说唱内容以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记忆。对此，有必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与认识价值。在这一方面，郭晓婷《子弟书与清代旗人社会研究》较有代表性。该书从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入手，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等角度综合考察子弟书反映的旗人社会状况、娱乐趣尚、市井百态、家庭生活和文艺修养等，揭示了子弟书蕴含的清代中后期北京市民的生活、心理和民风民俗，不仅有效推进了子弟书研究，也开拓了一个揭示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新视角。

除了基于民间说唱文艺本体开展跨学科研究外，也可以立足于某一学科，从说唱文艺中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拓新该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内容，创新其学术观点。早在20世纪上半叶，刘半农就提出，“研究俗曲，可以从四方面进行：一、文学方面，二、风俗方面，三、语言方面，四、音乐方面。”受其启发，李家瑞在研究北平俗曲的基础上，从民俗学的角度专门编写了一部《北平风俗类征》。

在音乐方面，由于说唱文艺多半是说唱兼施、配乐表演，某些说唱文艺体裁，单就文本形式看，并无什么差别，其区别主要在于不同的音乐唱腔与伴奏乐器，因而说唱文艺自然成为民间俗乐研究赖以取资的重要宝库。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就对说唱音乐如诸宫调、货郎儿、陶真、弹词、鼓词、牌子曲、秧歌等多有涉猎。在语言方面，说唱文艺是使用特定时代和地区的口头白话、方言俚语（包括俗话、谚语、歇后语、市语行话等）来说唱故事的，因此要调查一个时代的语言风貌，自然应从说唱文艺中汲取丰富的语料。如张涌泉在校注敦煌变文的基础上写成了《汉语俗字研究》，江蓝生等主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元语言词典》，也很注意从敦煌变文、宋元话本中撷取有代表性的俚词俗语加以研究。

文章来源：《文艺生活》 网址: http://www.wyshzzs.cn/zonghexinwen/2021/0511/14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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