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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与权看文

来源:文艺生活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0-08-04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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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容提要】文艺的时代性命题始终是推动文艺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理解文艺的时代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们理解文艺的时代性

【内容提要】文艺的时代性命题始终是推动文艺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理解文艺的时代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们理解文艺的时代性提供了难得的思想文本。将《讲话》作为思想文本来看,就是要激活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和现实针对性。作为思想文本的《讲话》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面对不同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寻求相应的解决之道。新时代要求文艺工作者直面普罗大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现实关怀和未来想象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关 键 词】《讲话》的“经权论”;思想文本;社会主要矛盾;文艺的时代性


讨论延安文艺的相关问题,回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 “《讲话》 ”)仍然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一方面是因为《讲话》本身的权威性,从《讲话》出发少了许多细枝末叶的纠缠与分歧,可以大大提高讨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讲话》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文本,其本身就留下了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回应新时代对文艺的期待,我们也可以从《讲话》当中寻求支援。


▼范迪安、白晓刚 《延安文艺、永恒华章》局部 壁画 2020▼


一、《讲话》的“经权论”与文艺的时代性


《讲话》作为延安文艺传统的标志性文本,不仅重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左翼文艺传统,而且对之后的解放区文艺乃至当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均具有起点性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讲,直到现在我们依然生活在《讲话》的传统之中。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讲话》。不少研究者从“经”与“权”的角度对《讲话》作出了富有成效的阐释。“经”与“权”的说法最早来自胡乔木的回忆。《讲话》发表后,郭沫若的意见是“凡事有经有权”,毛泽东对这一说法非常认同。所谓“经”即“经常的道理”,“权”即“权宜之计”,但这里的“经”与“权”具体指向什么,毛泽东和郭沫若都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胡乔木也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予以发挥[1]。有意思的是,我们对有关《讲话》的各种解读稍作梳理就会发现,“经”与“权”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理解机制,或明或暗地存在于不同立场的解读之中。当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界定“经”与“权”的内涵。


旷新年认为“人民文学”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和文学形态,至今尚未完成。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虽然与之前的五四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断裂,但是由于政治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文艺大众化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局限于语言和表现形式的通俗化。直到1942年《讲话》发表,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左翼文艺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完成了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的飞跃[2]。“人民文艺”成为新阶段的核心概念,也就是作为文艺新时期的“经”而出现。抓住这一点来理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包括解放区以来的文艺实践,似乎所有的分歧、论争、冲突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文艺大众化的所有努力也都值得期待。延续大致接近的思路来理解《讲话》,韩毓海的抱负无疑更为宏大。

在他看来,“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 ’,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这是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基本区别[3]。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中,毛泽东是对“文化领导权”高度敏感,而且发言最多的一位,这不只“表现了他对于文化和文学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观察,更体现了他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对于新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深广的忧思”;在此意义上,《讲话》被称为“现代中国第一篇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4]。它的奠基性和创造性是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理论所不能比拟的。《讲话》被赋予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大价值,这就是《讲话》的“经”,理解并实践《讲话》由此入手才庶几近之。从“人民文学”的提倡到“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讲话》在以旷、韩二人为代表的研究取向中被树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新价值新规范的标杆,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李洁非则试图把《讲话》放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框架中予以理解,并由此探寻《讲话》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指向。在他看来,《讲话》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的混合体,“一头附着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国际化思潮的背景,另一头却试图表达真正本土化的中国传统和精神结构”,而从根本上讲,“国际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是‘体’,其具体做法上的本土化取向只是‘用 ’”[5]。这里的“体”与“用”,或者“目的”与“策略”,其实也都可以用“经”与“权”来代替。这个“经”,或者《讲话》的“目的”就是要瓦解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中心论”,在中国实现列宁创始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最终形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综合上述两种不同的阐释思路,我们可以看出,不论对《讲话》持有什么样的立场,《讲话》的转折性,乃至起点性价值是被反复申说的。


文章来源:《文艺生活》 网址: http://www.wyshzzs.cn/zonghexinwen/2020/0804/4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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